條件式入學

　　參考消息網7月16日報道 在日本，學界並不否定日本是甲午戰爭的挑起者，但卻極力為自己的戰爭行為進行辯護，將之描述為：“是西歐新文明與東亞舊文明的衝突。”而日本的學者們也一直以為：“以甲午戰爭為一階段性終點的東亞國際關係史就是以東亞舊秩序和西方近代新秩序間之關係為主線發生併發展的歷史。”因為有著這樣的認識，即使甲午戰爭被認為是“出師無名”抑或“不義之戰”，日本也會打著“以歐洲文明來更換東亞舊習”的旗號為自己的侵略行為進行洗白。
　　上述意識無疑是民族主義抑或國家主義的產物，而國家主義的培育依托於國民教育，在近代國家的教育中，歷史教育在“國民意識”以及“愛國心”觀念的培育上可謂功不可沒。
　　教科書受國家主義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國民意識”抑或“愛國心”觀念的培育，對於近代以後的各個國家而言，固然應該受到重視，但必須掌握其間的分寸，這樣的觀念如果被過度帶進反映歷史發展軌跡的歷史教科書里，歷史教育將不可避免地變成為國家政治目的服務的工具。日本明治後期國家主義的抬頭即是明證。具體而言，在日本，發佈於1890年的《教育敕語》展示了國家主義的教育方針，這意味著保持於歷史研究與國家信念之間的平衡被打破。而自1903年起將小學校教科書固定化的行為則進一步揭示國家對於教育的統轄，當國家主義以這種方式直接介入日本的國民教育後，所謂“信念”開始逾越歷史的本來面貌，皇國史觀控制歷史敘述，歷史教育的危機開始凸顯，這對日本此後直至二戰的歷史教育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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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桑社版中學歷史教科書封面(資料圖片)
　　二戰後，依據皇國史觀的歷史教育雖然被日本政府摒棄，但皇國史觀所體現出的那種情緒，以及一種不端正的“極力隱藏本國偶像腳部泥土”的“愛國心”，卻並沒有在日本社會中泯滅。結果，是否應讓日本孩子們看見“偶像腳部的泥土”這一話題，一直以來都是日本歷史教育相關者相互博弈的重要命題，而其相關動態則受到日本周邊國家的密切關註。
　　於是這樣的風景出現了：當日本註重與周邊國家友好交往時，它會正視自己明治以來的侵略歷史而向受害國表達歉意，並且不排斥讓日本的孩子們看見“偶像腳部的泥土”；與此相反，當日本開始向右轉時，其社會內部隱藏的民族主義情緒就會泛濫而出，反映在歷史教育上就是，具有日本國家主義歷史教育觀——皇國史觀——性質的歷史敘述再次被運用到教科書的編撰中去，並獲得國家檢定認可。而這種罔顧他人的右翼姿態顯然不為周邊國家所樂見，結果由此產生的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不僅在日本內部引起震蕩，而且上升為日本與周邊國家間的外交問題。
　　因此，通過觀察分析那些獲得了日本國家檢定認可（即擁有合法出版權）的歷史教科書，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日本對於自己侵略戰爭歷史的認識態度。
　　多數教材模糊侵略史實
　　筆者在本文中所列舉的8家中學歷史教科書均為獲得日本文部省檢定合格並正在使用的教科書，組織這些教科書編寫併發行的出版社分別是：日本教育社、東京書籍社、清水書院社、帝國書院社、日本書籍出版社、中教出版社、扶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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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書院版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描述甲午戰爭的內容(曹雯供圖)
　　在關於甲午戰爭的起因、發展以及結果等方面的歷史敘述方面，各版教科書具體情況如下：
　　東京書籍社2005年版的描述為：“以此（東學黨起義）為契機，清和日本分別出兵朝鮮。8月份，日清戰爭開始了。……軍事力量占優勢的日本獲得了戰爭的勝利，於1895年締結了下關條約，……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被轉讓給日本。”這個敘述非常簡略，既沒有明確指出日本出兵朝鮮的真實目的，更沒有道明這場戰爭所具有的侵略性質。在描述關於戰後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和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被割讓給日本一事時，使用“轉讓”一詞，模糊侵占別的主權國家領土的事實，令受教者誤以為這些領土是在和平融洽的氣氛下獲得的。
　　日本教育社2005年版的描述為：“朝鮮雖然也試圖開展現代化的建設，但在日本和清朝的干涉下，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其間，朝鮮的政治日益腐敗，人們的生活越加艱苦。……朝鮮政府向清朝請求派遣援軍，日本為對抗這一行動，也出兵朝鮮。1894年，日清戰爭爆發。戰爭以日本的勝利而告終。……日清戰爭勝利的取得，使得日本在東亞的勢力壯大起來。日本人中的一些人開始對中國以及朝鮮懷有優越感並產生歧視心理。”這個版本指出甲午戰爭的起因在於中日圍繞朝鮮的爭奪，但模糊了日本對於朝鮮的企圖，有將自己描述成朝鮮的“救世主”、積極幫助朝鮮脫離中國魔爪的敘述傾向。
　　帝國書院社2005年版教科書描述為：“農民軍雖與朝鮮政府休戰，但日本卻占據著朝鮮的王宮，欲干涉其內政，這加劇了與清朝的對立。1894年7月，以此為契機，日清戰爭開始。……清朝雖然是大國，但戰爭卻以經歷了現代化的日軍的勝利而告終。1895年4月，講和條約在下關簽訂，清朝承認朝鮮獨立，日本在獲得遼東、臺灣等領土的同時，還獲取了白銀2億兩（約當時的日本國家預算的3.6倍）的賠款。後來，這筆賠款被用於強化軍事的同時，還成為日本發展工業化的基金。”顯然，帝國書院版的描述要更加深入一些，它沒有迴避戰爭爆發前日本對於朝鮮的強行干涉，甚至不迴避日本使用戰爭賠款的狀況，但卻模糊了戰爭的發動方。與之前的兩個版本一樣，絲毫不提及清朝對朝鮮擁有宗主權這一歷史事實，遮掩了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所具有的侵略性質，傳遞給受教者一種似是而非的歷史觀。
　　與上述三家出版社風格相近的尚有日本文教社和中教出版社。
　　與前邊幾種教科書相比，日本書籍出版社的教科書令人耳目一新，它的2005年版描述為：“日本與朝鮮締結不平等條約後，利用有利條件，逐漸向朝鮮擴張勢力。……為了鎮壓農民軍，朝鮮政府向清朝求助。這樣一來，事先做好與清朝進行戰爭準備的日本也立即出兵朝鮮。日清兩國出兵之時，農民軍與朝鮮政府已經休戰。但是，日本為了繼續在朝鮮駐軍，將改革案強加於朝鮮政府，朝鮮政府對此表示不滿，於是日本占領了朝鮮王宮，併在攻擊清朝海軍之後，正式向清朝宣戰，日清戰爭爆發。……在下關條約中，清朝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與臺灣給日本，並嚮日本支付高額的賠償金。”我們看到，該教科書對於甲午戰爭的敘述還是比較客觀的，編寫者沒有迴避日本對於朝鮮的企圖，也沒有迴避日本處心積慮要與中國一戰的歷史事實，甚至明確指出日本是甲午戰爭的發起者，並承認遼東半島與臺灣的獲得是“割讓”的結果。但令人遺憾的是這本教科書依然沒有對甲午戰爭的性質作出判斷，這一隱藏戰爭侵略性的行為模糊了受教者對於甲午戰爭的正確認識。
　　右翼教材重現“皇國史觀”
　　與上述六家出版社相比，清水書院教科書2005年版的敘述是這樣的：“朝鮮和琉球一樣原本是臣服中國的國家。明治政府一直要求朝鮮和日本一樣從中國獨立出來，進行歐美式的改革，與世界廣泛交往。……1884年，曾留學日本、主張實施急劇變革的朝鮮人期待依靠日本的援助發動政變，結果被清朝的軍隊鎮壓下去。這一事件導致日本與清朝間的關係惡化。此後，清朝向朝鮮派去有威望的政治家，對朝鮮的內政進行了強烈干涉。……1894年，在朝鮮，信奉東學的農民掀起了大叛亂。在農民與政府達成和解後，日本軍卻不撤離，要求朝鮮政府實行改革，並與清朝軍隊開戰。出乎世界各國的猜測，日本在日清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在清水書院的教科書里，明治政府儼然成了朝鮮的“救世主”，力圖幫助朝鮮脫離中國的封建式奴役。一場以日本主動出擊、爭奪東亞控制權的帶有十足侵略性質的戰爭，被描繪成近代的先進文明勢力與守舊落後勢力的對抗，可謂為日本所發動的這場戰爭編織出了“合理”的藉口，這樣的一種敘述方式儼然是國家主義歷史觀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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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書院版中學歷史教科書(曹雯供圖)
　　如果說清水書院教科書只是展現了一種右傾趨勢，那麼扶桑社教科書的出現則讓我們清楚看到皇國史觀在日本社會的再次抬頭。在其2001年版的教科書里如此敘述：“請看看東亞的地圖，日本是稍微偏離歐亞大陸、漂浮於海上的島國，面嚮日本的朝鮮半島則像是一隻從大陸伸出來的手腕。當時，朝鮮半島若落入與日本敵對大國之手的話，就會變成攻擊日本的最佳基地，對沒有腹地的島國日本而言，要進行防衛是很困難的。……日本不論海戰還是陸戰都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究其勝利的原因，包括軍隊的訓練、紀律、新武器的裝備較為優越等等，但最根本原因是日本人已經培養成懂得為國家獻身的‘國民’之緣故。”這樣的表述已經不是願不願讓日本的孩子們看見“偶像腳部泥土”的問題，而是公然否認歷史事實，不承認日本發起的甲午戰爭是一種侵略行徑，強調日本在朝鮮的所作所為乃是一種積極防衛，為不得已之行為。尤其令人憂慮的是，該教科書除為日本的侵略找尋藉口之外，尚對日本在戰爭中取得勝利一事毫不掩飾地流露著對本民族的自豪感。
　　歷史教育攸關日本走向
　　綜觀上述所列8個版本的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其中5個版本呈中性狀態，即雖然不否定日本是為爭奪對朝鮮的控制權而與中國打了一仗，但卻把本應反省的問題儘量曖昧化，並多少保留了美化日本對外擴張行為的論調。
　　與這種中間派相比，日本書籍出版社版本是唯一具有左翼性質的教科書，書中雖然也存在被戰爭受害國所批評的表述內容，但其基本展現歷史真實的態度還是受到了愛好和平的人們的歡迎。令人惋惜的是，像這樣的教科書在日本的使用率很低，大多數日本中學採用的課本是那些呈中性狀態的教科書，這就是日本孩子對於日本近代侵略史大多持模糊歷史認知的主要原因。
　　需要關註的是，8個版本中兩個呈右翼傾向或公開標榜右翼主張的版本，在日本的使用率也不高。尤其被稱為皇國史觀教科書的扶桑社版，僅有一兩所中學在使用，但它們的存在卻表明瞭日本政府的一種態度：對日本的右翼勢力開放生存空間。
　　日本歷史教科書所呈現出的問題不僅是日本國內問題，它直接關係著日本今後的發展方向，關係著日本是否能在地區內與周邊鄰國和睦相處。我們期待日本政府能夠拿出足夠的勇氣，給日本的孩子們提供獲取清晰而正確的歷史認識的機會，讓日本的孩子們看見“偶像腳部的泥土”，這樣才會對自己國家的侵略歷史做出反省，才能夠從行動上避免以後再犯同樣的錯誤。（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曹雯）
　　曹雯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清史研究所副教授。2005年3月獲日本國立築波大學歷史人類學系博士課程史學專攻文學博士學位；2005年7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執教。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中外關係史。著有《清朝對外體制研究》等，發表論文20餘篇。
　　【延伸閱讀】
　　獨家：日本人如何看待甲午戰爭
　　2014-07-15 15: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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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戰爭時期描述戰爭場景的日本繪畫作品(資料圖片)
　　參考消息網7月15日報道 日本的教育分兩種層次，一種為高中以下的教育，通稱為“學校教育”，使用國家檢定的教科書，歷史觀受政府立場的左右；另一種為大學以上的教育，可稱為“自由教育”，沒有一定的教科書，外人也不能幹涉教師的觀點與教學內容。
　　在大學教育中，關於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可能有多種講法，各有其偏重，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至少有九成以上的教師會稱之為侵略戰爭或帝國主義戰爭。這是因為戰後的歷史學界曾從馬克思主義史觀出發，雖經幾番演變，進步史觀仍占據著歷史學的主流。
　　但是，在高中以下的“學校教育”中，這一點則有所不同。其基調雖然是“和平教育”，但通過對教科書的“檢定”，國家的官方見解和立場也可以反映其中。為此，如何去迴避對日本近代國家的批判，宣揚其光明、進步的一面，就成為教科書檢定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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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戰後最有影響的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及其代表作《阪上之雲》(資料圖片)
　　中小學歷史迴避甲午
　　有關近代戰爭的認識，日本政府有意迴避侵略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並且是有前因後果的一貫行為，而是試圖把其分割開來，美化其中的一部分（如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或者強調各次戰爭之間的非連續性（如迴避“15年戰爭”的說法，不承認中日戰爭是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開端）、偶發性（如盧溝橋事變）、外因性（如偷襲珍珠港）等。
　　對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美化起源於戰前的“皇國史觀”教育。戰後這種軍國主義觀點雖被否定，但二戰後的軍事審判和戰爭責任的追究並未上溯到這兩次戰爭，所以大多數日本人雖然對近代的帝國主義侵略作過反省，但通常將甲午、日俄兩次戰爭劃為例外。而日本政府也有意以此美化近代史，維護所謂的民族自尊心和國家榮譽感。
　　如此一來，關於甲午、日俄戰爭就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解釋。大學教育主要指出此兩次戰爭的目的在於吞併朝鮮等，體現了日本帝國主義染指亞洲的侵略企圖；而大學以下學校的教科書則多在宣傳戰爭對於加強日本國民的自尊心、促進個人主義思想形成、鞏固產業基礎和擺脫不平等條約束縛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由於這種美化侵略戰爭的“國家見解”並不一定能為受過大學教育的教師所接受，所以在高中，歷史教學幾乎都結束於江戶幕府時代，並不涉及近代。為了應付高考，學生只需要背下那幾個黑體的單詞和主要事件年表即可，不需要去思考、談論戰爭的性質。而入學考試的試卷也會儘量避開這段敏感的歷史。
　　三種戰爭觀支離破碎
　　這種由國家檢定課本所帶來的教育結果，是三種支離破碎的戰爭認識，可以說其代表了幾乎全體日本人最大公約數的戰爭觀。
　　其一是“悲慘的戰爭觀”。這是政府提倡的“和平教育”的產物。受過學校教育的幾乎所有日本年輕人都會說“戰爭是一種罪惡”，“絕對再不能重演戰爭的悲劇”。此觀點從錶面看無懈可擊，但從教科書內容上可發現，此種悲慘的認識不過是來自於自己國家在戰爭中的“被害”體驗。題材也千篇一律，如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體驗、沖繩戰役的悲慘史實，或是1945年3月美軍對東京的大轟炸等。每年的8月15日戰敗（國家報道都稱之為“終戰”，以遮掩失敗的恥辱）紀念前後，日本首相總要到廣島等被害地去悼念戰爭的犧牲者，提起310萬這個數字。無疑，這隻是日本國民的死亡統計，至於侵略國的加害責任和給他國國民造成的死亡，給他國國民帶來的悲慘遭遇，日本年輕人知道的並不多，也並不大關心。接受了這種“和平教育”後走出高中的畢業生們普遍認為：戰爭不可能存在“正義”之說，不管是加害者或是被害者，只要動武那就是一種罪惡。由於悲慘的戰爭認識僅來自於自己的被害體驗，所以大多數日本人意識中的“悲慘的戰爭”也僅限於對美作戰的太平洋戰爭（1941-1945），因為310萬日本死難者大都是死於這一時間段。對他們來說，“九一八事變”、“抗日戰爭”並不是什麼談論悲慘的主題。
　　其二是“值得自豪、驕傲的戰爭觀”。日本的大多數民眾，一面認為某些戰爭悲慘，一面又對某些戰爭的勝利感到自豪，這就是對甲午、日俄戰爭的認識。因為在這兩場戰爭中，日本打的是勝仗。甲午戰爭打敗了大清帝國，改變了東亞幾千年來的華夷秩序，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的霸主；日俄戰爭則打敗了具有世界最強陸軍的俄國，使日本在戰後能躋身於列強行列。對日本人來說，這兩場戰爭帶給他們的自豪、驕傲完全掩蓋了戰爭的悲慘。並且從得失的對比上，日本人也很難意識到什麼叫悲慘。甲午戰爭中，日軍付出的代價不過為戰鬥死亡者1500人（死亡總數約1萬人，其中85%為病死），卻得到了相當於3年國家預算的戰爭賠款和新領土臺灣。而在日俄戰爭的記憶中，作為大國的榮光，其地位也足以能覆蓋住“10萬英靈”。此時此刻，本應該成為悲慘記憶的戰爭，卻成為日本民族的驕傲。當然這種支離破碎的戰爭認識並不都是教科書的產物，很大一部分影響來自於學校以外的場所，如媒體的報道和各種文藝作品。
　　其三是“不自覺、不知道的戰爭史觀”。這指的是近代日本對琉球王國的吞併。這是一場侵略戰爭，消滅了一個有幾百年曆史和國際交往的主權國家，可是日本的教科書卻稱其為“琉球處分”。“處分”之語意在把這場國際紛爭縮小為家庭間的口角，結果由家長出面“處分”了某一肇事的弟兄。現在“琉球處分”作為高考必知的最重要單詞之一，以黑體字形式出現於所有日本教科書中。“處分”這詞語並不是誰人的捏造，最早出現於日本合併琉球時的政府外交文檔中，當時不過是一種矇騙世界輿論的外交手段。將這種外交辭令不加解釋地搬入教科書又賦予了其重要地位，可謂教科書檢定者的“傑作”。事到如今，除了一部分琉球本土人外，已不會再有日本人把琉球的悲劇視為戰爭，也絕不容許任何人對此“固有領土”問題插手、置喙。
　　“司馬遼太郎史觀”泛濫
　　以上三種支離破碎、自相矛盾的戰爭認識，我統稱其為“無構造史觀”，亦即“非系統史觀”。這是受到政府管制的學校教育的必然結果。日本的教育主管部門並非無知，而是有意避開對侵略戰爭的歷史系統進行分析。這種不教授歷史系統結構，只培養愛（和平）憎（戰爭）感情的教育方針和方法導致了科學的系統史觀被教育拒之門外，非科學的民間史觀卻在肆意泛濫，如“司馬遼太郎史觀”。
　　司馬遼太郎是日本戰後最有影響的歷史小說家，活躍於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時代。他的小說題材跨越古今，著述暢銷國內外，對一般民眾有很大的影響。作為一個流行作家，司馬懂得怎樣去適應國民的口味。在戰後復興和高速成長的社會背景下，他極力描寫時代的光明，鼓舞國民上進，創作了許多激勵國民奮鬥精神的作品。同時他也經歷過戰爭，痛恨發動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所以在創作中，他頌揚明治時代的偉業，卻從來不以黑暗的昭和時代為題材。這種文藝的手法通過他的作品、評論等得到廣泛傳播，形成了一種以“偉大的明治”與“黑暗的昭和”對比的時代解釋。所謂“司馬遼太郎史觀”指的就是這種歷史認識。
　　司馬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兩年前被改編為電視劇的長篇小說《阪上之雲》。這一作品通過對幾個青年主人公的描寫，刻畫出一個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大國日本”的時代形象。而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則是這光明時代的頂點。司馬認為，此後日本開始走下坡路，逐漸走向了黑暗的昭和時代。
　　司馬本人不是歷史學家，也無意去製造一個什麼史觀，甚至在生前一直拒絕將《阪上之雲》搬上屏幕，唯恐其造成歌頌軍國主義的政治效果。可是他這種用來鼓舞國民上進心的創作手法，卻被政治家或一部分別有用心的右翼學者、教育家利用，使之發展成一種以“偉人的活躍”、“國益的向上”為價值基準的斷代史觀。現在意圖編造所謂新教科書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就是以“司馬遼太郎史觀”為出發點的右翼組織。
　　非系統史觀蔓延的結果，使日本人無法認識近代侵略戰爭的一貫性和相互關係。可以說，經過和平教育，大多數日本人都能反省至“九一八事變”，認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開始；但能反省到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並稱其為“侵略”的日本人為數並不多。至於能反省到琉球吞併、且將其稱之為“侵略”的人更可謂鳳毛麟角。即使在大學的講堂上，也難聽到這種聲音。即使是許多進步的和平愛好者、戰爭反對者也不例外，比如日本著名的和平運動指導者加藤周一。他一方面反戰、反核，主張維護和平憲法，一方面又稱明治國家的“強兵”政策是防禦性的，頌揚日本對俄戰爭的勝利，認為“日俄戰爭是一個分水嶺，日本是在其後才走上擴張主義道路的”。
　　日本大國夢還沒做完
　　甲午戰後，日本國內籠罩著一種大國崛起的民族意識，“大國，大國民”、“膨脹之日本”、“雄飛海外”的論調充斥於世，無人不為大日本帝國的崛起而興奮、自豪。可不久日本又飽嘗了所謂“三國干涉”的屈辱，發現自己雖在亞洲可稱王稱霸，但在西方列強的眼中還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卒。這激發了日本民族的鬥志，埋下了對俄復仇的戰爭火種，並最終使國家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甲午年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大國意識和軍國主義的原點，而導火索即為“三國干涉”。因此，在檢定教科書中的“三國干涉”可以說和“琉球處分”一樣是頂級重要的黑體單詞，暗示日本民族不要忘記這個國家的“恥辱”。好像被割去的不是強盜的贓品，而是自己的血肉。與如今的安倍晉三政權一樣，至少在心情上，日本的國家教育還在憧憬著一個沒做完的、失敗的大國夢。
　　大國主義能拯救日本麽？維新後，為了獲得領土、資源，日本搞了大半個世紀的擴張侵略，使上千萬人喪生，換來的只是戰敗，幾乎將近代化富國強兵的老本也賠了個精光，剩下的只是4個島嶼和8000萬饑餓的人口，被逼不得不走小國之路。大國主義終將敗國，這是日本近代的教訓，血的教訓。
　　戰後日本人進行了反省，放棄了大國主義，靠勞動和人的資源實現了小國模式的經濟成長。可現在的安倍政權又忘乎所以，熱衷於修憲、軍備，企圖踏著祖上岸信介的腳印，使過去的殘夢複活。
　　【延伸閱讀】
　　獨家：日本為甲午一戰精心準備26年
　　2014-07-11 15: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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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明治時期軍國主義思想形成過程中，有一批宗教及教育界人士發揮了重要作用，元田永孚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擔任明治天皇的侍讀官，並參與起草了《教育敕語》。(資料圖片)
　　參考消息網7月11日報道 在日本，繼16世紀豐臣秀吉提出“大日本”構想之後至德川幕府末年，日本的“神國觀念”及其派生的“統治宇內”思想已經普遍存在，並直接影響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政權。1868年初，明治天皇睦仁剛剛登基，就開始推行“武國”方針。當年2月8日，日本天皇政權就對外發佈《外交佈告》，確立了“大力充實兵備，使國威光耀海外萬國”的戰略方針。
　　日本的戰略規劃實施的階段目標為：第一步，先占領朝鮮，吞併琉球；第二步，侵占中國的東北和臺灣；第三步，以此為跳板，向中國大陸進攻；第四步，進軍歐美，“經略進取萬國”，進而稱霸全世界。為了實施大陸政策，日本周密計劃，統籌安排，舉國行動，文武併進，一步一步走向“脫亞入歐”、“統治宇內”的目標。
　　思想控制：灌輸軍國主義理念
　　日本政府首先堅持思想引導和精神鼓勵相結合的方法，加強對外擴張的戰爭文化建設和積累。
　　1879年，明治天皇將位於東京千代田區九段的“東京招魂社”更名為靖國神社，目的是祭祀戰爭死亡者靈魂。靖國神社在培養日本國民的軍國主義精神、灌輸侵略擴張的戰爭意識、宣傳寧死不降的武士道精神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靖國神社成為日本政府動員民眾參加對外侵略戰爭的重要設施。
　　為向國民宣傳對外侵略擴張的國策，日本政府還從抓學校教育著手。主導這項工作的人是神道主義者元田永孚。日本政府及其御用學者首先從思想觀念上為侵略擴張尋找精神支柱，提出：日本是皇國，皇國就是神國，神國就應該“統治宇內”，這是上天賦予的使命。並把這些觀點和思想灌輸給日本國民，以爭取全體國民支持實行“取償東亞”的政策。
　　1880年，日本制定了《改正教育令》，及時強化了教育行政的中央集權，同時開闢了國家干涉教育內容之通道。1881年又公佈了《小學校教則綱領》，十分明確地規定學校以“培養尊皇愛國之志操為旨”。與此同時，還制定了《小學校教員心得》等條例，強化教師的思想教育，樹立國家主義至上的理念。
　　1882年，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義公佈了“軍人敕諭”，強調軍人的武士道精神首先要忠誠於天皇，使軍隊成為軍國主義的有力工具。
　　1888年，又制定了《軍隊內務書》，徹底強化兵士必須服從的精神教育，宣揚“日本刀”、“日本魂”，大力鼓動日本軍人為侵略擴張戰爭而積極拼命獻身。
　　1890年，日本又創設了金鵄勛章，以鼓舞軍人敢戰之士氣。同年10月30日，天皇又正式發佈《教育敕語》，命令國民遵守武士道、神道精神。
　　這些制度的建立，不但大大加強了對國民和軍隊的教育，還為日本政府掃除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思想障礙。
　　外交折衝：步步推進大陸政策
　　19世紀70～80年代，日本懾於中國的實力不敢立即在軍事上大動干戈，但卻利用狡黠的外交，將大陸政策在鄰近國家毫無防範的情況下一步步、一寸寸地向前推進。
　　（一）欲取朝鮮，先同中國談判。1871年9月，李鴻章與日使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和《中日通商章程》。這次簽約成功，日本不但取得與中國平等的地位，而且在中國毫無覺察的情況下，將中國與朝鮮的藩屬關係推到尷尬的境地，從而使對清政府恪守藩屬之禮的朝鮮處於日本之下。
　　（二）入侵臺灣，一舉多得。1874年5月，日本悍然出兵侵占臺灣，遭到清軍和臺灣人民的英勇抵抗。由於清政府的腐朽懦弱，在西方列強的調停下，中日簽訂《北京專條》。中國以“撫恤”的名義，賠償日本白銀50萬兩；同時，清政府屈從日本，違背事實，把琉球人遇害寫成“日本國民遇害”，把日軍無理入侵臺灣寫成是“保民義舉”。《北京專條》的簽訂，使日本在談判桌上輕而易舉得到了武裝進攻所沒有得到的好處。更重要的是，強取豪奪的日本從中窺測到清政府的軟弱無能和善良可欺，為日後吞併琉球提供了書面依據，也使日本此後侵略朝鮮更加放心大膽。
　　（三）效仿美國人之法叩開朝鮮大門。1875年9月20日，日本刻意挑起江華島事件；次年2月26日，日本藉機逼迫朝鮮政府與其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亦稱《江華條約》）。它為日本對朝鮮進行經濟上的掠奪、政治上的滲透、軍事上的操控提供了合法依據和方便條件。
　　（四）毫無聲息地吞併琉球。1875年7月，日本內務大臣在琉球宣佈禁止琉球入貢中國，命令琉球奉行日本的明治年號，遵行日本的法律制度，允許日本軍隊在琉球駐兵。日本的這些行動沒有引起清政府的及時關註，更沒有採取任何應對措施，促使日本更加毫無顧忌地加快了吞併琉球的步伐。1879年4月，日本突然出兵占領那霸，吞併琉球，將其改為沖繩縣。
　　（五）取得朝鮮駐兵權。1882年7月下旬，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藉機逼迫朝鮮政府簽訂了《濟物浦條約》和《修好條規續約》，不但取得了大筆賠款，還擴大了商務活動範圍，更重要的是獲得了在朝鮮駐軍的權利。
　　（六）狡猾的外交再次獲利。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日本藉機策劃併發動了朝鮮的“甲申政變”，丁汝昌等帶領軍隊迅速平息政變。日本見陰謀未能得逞，便決定再次從談判桌上撈取好處。1885年4月18日，中日簽訂了《天津條約》，雙方議定，將來朝鮮國內有事，中日兩國如一國出兵朝鮮，應先行知照對方。日本第一次在朝鮮取得了與中國同等的地位和權利。
　　自1870年至1885年的15年裡，雖然日本當時的軍事和經濟實力都遠不如中國，但卻效仿歐美列強之法，利用狡黠的外交手段，及時打開了中國大門。對位於北面的朝鮮，日本一滴滴滲透，一點點突破，拿到了想要的利益。在南方，日本巧妙利用了處理臺灣事件的機會，然後又輕而易舉地吞併了琉球王國，使其成為日本控制海上通道、進軍大陸的重要基地。
　　擴軍備戰：傾國之力窮兵黷武
　　日本在實施大陸政策的過程中，深感實力遠遠達不到要求，因而堅持傾全國之力，加速擴充軍力積極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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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戰爭爆發前一年，日本加速備戰步伐。僅1893年9月之後，日本海軍就有“吉野”、“秋津洲”和“橋立”三艘巡洋艦服役，進一步改變了中日海軍力量對比。圖為停泊在神戶港內的“秋津洲”艦。(資料圖片)
　　（一）建設“海軍為當今第一急務”。明治天皇剛登基不久，就發佈諭令：“海軍為當今第一急務，務必從速建立基礎。”188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海軍20年造60艘軍艦的發展規劃。此後又多次更改規劃，加快造艦進度。1887年，日本天皇撥出內帑30萬日元，用於海軍建設，並表示此後將連續6年省出內廷之費，每年撥給30萬日元。由於天皇的帶頭示範，所有官員積極呼應，紛紛納出薪俸的10%，最高者多達15%。
　　日本自明治維新實施對外擴張的戰略決策以來至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前的20多年間，日本海軍從不到10艘小型船艇，而發展成為擁有可參戰的軍艦30多艘，魚雷艇20多艘；總排水量由1872年的不足1.8萬噸而增加到6萬多噸，大大超過了北洋海軍。
　　（二）擴充兵源，變革軍制。1878年12月，日本進行了重大軍制改革，廢除陸軍省參謀局，設立陸軍參謀本部，直接聽命於天皇，以利於軍令的快速實施。1879年10月，日本政府修改《征兵令》，極大地擴充了士兵來源，增加了可作戰兵力。1888年5月，日本政府再次進行軍制改革，把原有的“鎮台製”改為利於大陸作戰的師團制，並新訂師團、旅團條例。為加快備戰之所需，1893年成立“出師準備物資經辦委員會”，又公佈《戰時大本營條例》，把陸軍和海軍軍令機關的關係規範化，使之成為日本天皇的最高智囊團隊。至此，日本軍事體制近代化改革基本實現。
　　（三）加快軍工企業發展，研製新式武器彈葯。例如：1891年，日本工程師下瀨雅允配製成苦味酸為主要成分、燃燒性能極強的烈性炸葯，這種炸葯在水裡、鐵板上均可燃燒，而且能產生有毒的煙霧氣體。這些先進的槍炮彈葯，在甲午戰爭期間都為日本陸、海軍所使用。
　　（四）大力培養高素質軍事人才。日本一方面不斷派優秀學生、高級軍官前往先進國家留學或考察，另一方面為培養高素質人才，在國內加速軍事學校的設立。尤其是陸軍和海軍大學的創設，培養了一批高級參謀和少壯派指揮官，這些人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多次派間諜特務來中國搜集情報。1872年8月，日本就派外務省官員池上四郎等來中國東北進行地理、風俗調查。次年，又派陸軍少將樺山資紀、海軍秘書兒玉利國前往中國南部沿海和臺灣島搜集各類情報。1888年12月，北洋海軍在劉公島剛剛建立，日本海軍大尉關文炳就被派往膠東半島沿海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詳細偵察。
　　制定計劃：侵略方案詳盡完整
　　1879年至1880年，日本陸軍就制定了第一份《對清作戰策》。其內容是派遣3個師團占領大連灣，並同時襲擊福州，然後“一舉攻剋北京，迫定城下之盟。”這是近代日本制定的第一個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距離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整整早15年。
　　1887年初，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小川又次局長制定了《清國征討策案》，提出乘中國還沒有覺醒，先“斷其四肢，傷其身體，使其不能活動”。還提出以5年的準備時間為限，預計在1892年就完成對中國的作戰準備。《清國征討策案》還提出：占領中國後，要將華北和華東的部分地區、遼東半島、山東半島、舟山群島、澎湖群島、臺灣全島以及長江下游沿岸左右39公里之地，全部併入日本版圖。然後再將中國大陸分割為大小不等的5個小國，指定既有影響、又聽從日本指揮的人做國王。
　　通過《清國征討策案》上述所列各項，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制定的《清國征討策案》，不但是一個全面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而且還是一個殘酷分割、滅亡中國的完整方案。
　　與此同時，日本海軍部也制定了《徵清》方策6份。這6份方策總的作戰目標與陸軍制定的《策案》相同，都是以攻占北京為目的，但他們都是從海軍作戰的角度考慮。
　　我們把上述6份“徵清”方策與《清國征討策案》相聯繫比較，則完全可以證明：早在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就計劃要和中國交戰，並且開始組織跨軍種廣泛深入地討論過作戰構想。
　　到1893年，時任日本樞密院議長的山縣有朋大力鼓吹：“早日同北洋艦隊決一雌雄。”同年夏天，日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中將親自帶人前往中國實地調研，在掌握第一手資料後，他在筆記中寫到：“確信中國不足為懼，增強了必勝的信心。”
　　由山縣有朋和川上操六的言論可知，日本擴軍備戰已基本就緒，下一步找一個合適的理由即可對中國開戰。（作者為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戚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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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西方人士目睹的日軍甲午暴行
　　2014-07-10 14: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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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所繪的被占領的旅順街市一角。（資料圖片）
　　參考消息網7月10日報道 120年前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在斷斷續續200餘天的戰爭中，日軍犯下了種種暴行，尤其是旅順屠城，慘絕人寰，使其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旅順屠城前已大開殺戒
　　其實，早在旅順屠城之前，日軍便已經大開殺戒，雙手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日軍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造成1100多名清軍官兵犧牲，以及日軍侵占金州時實施的燒殺姦淫。
　　日本吞併朝鮮、西侵中國蓄謀已久。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日本政府抓住機會，誘使清政府派兵，為自己出兵朝鮮製造藉口。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戰，在豐島海面發動突然襲擊，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同時，日本陸軍向駐牙山的中國軍隊發起進攻，終於挑起了這場侵略戰爭。
　　“高升”號是一艘英國籍商船，是李鴻章特地租來運兵的，他預感中日戰事可能一觸即發，租用外國商船運兵比較保險，認為日本人膽子再大，總不至於敢炮擊英國商船。7月23日晨，“高升”號自塘沽起錨，載有官兵1116人、行營炮14門及大量槍支彈葯，駛往牙山。在豐島海面遇上了日本“浪速”號戰艦，並被強令停駛接受檢查。當日本海軍大尉上船檢查完商船執照、發現滿船清兵後，要求“高升”號跟隨“浪速”號去艦隊錨地，遭到中國官兵拒絕。船長告訴日軍大尉，這是英國商船，又是和平時期，應允許按照中國官兵的要求返回大沽口。交涉數小時，雙方互不讓步。中午，“浪速”號突然向“高升”號發射魚雷，“高升”號中彈後起火，籠罩在火海中。接著，“浪速”號的6門右舷炮對準“高升”號又是一頓猛轟。當船開始下沉後，日軍又用快炮、步槍向漂浮在海面上游動的中國士兵射擊。中國1100多名官兵遇難。8月1日，中日政府同時宣戰，甲午戰爭開始。
　　金旅之戰是甲午戰爭期間中日雙方的關鍵一戰。11月6日，日軍進占金州（今遼寧金縣）。日軍攻破金州城北門後，在城內挨戶搜查，燒殺姦淫，無惡不作。西街有一曲姓人家，僅剩姑嫂姊妹5人和5個兒童，見日軍撞入欲施強暴，便拿起剪刀菜刀與敵相搏，最後連同5個孩子一起被日軍投入當院井中而死。日軍的隨軍記者，也記下了經日軍洗劫後金州城的慘象：“市街上到處可見兵士和市民的屍體，死豬、死狗雜陳，軍旗遺棄在地，衣服、傢具散亂各處，光景極為荒涼慘淡。”
　　旅順港變成了屠場
　　11月7日，日軍向大連灣進攻，得手後，接著向旅順口進逼。18日，日軍前鋒進攻旅順時遭到清軍的頑強抵抗。21日，日軍發起總攻，22日占領旅順口並血洗全城。光天化日之下，日軍如同一架上足了發條的殺人機器，吞噬著成千上萬的中國平民，把旅順港變成了屠宰場。
　　美國駐日本武官海軍上尉歐伯連，慘案發生時正在旅順。他在給美國駐日公使譚恩的報告中寫道：“我曾親眼看見一些人被屠殺的情形……我又看見一些屍體，雙手是綁在背後的。我也看見一些被大加屠割的屍體上有傷，從創傷可以知道他們是被刺刀殺死的；從屍體的所在地去看，可以確定地知道這些死的人未曾抵抗。我看到了這些事情，並不是我專為到各處看可怖的情況才發現的，而是我觀察戰事的……途中所看到的。”
　　譚恩原本袒護日本，但接到歐伯連的報告後，在給美國國務卿格萊星姆的電報中不得不承認：“歐伯連上尉的報告與帝俄駐中國及日本武官窩嘉克上校的報告相符合，也與日本運輸艦的美籍指揮官康納的報告相符合。占旅順時他就在旅順。從這些人的報告里，似可以清楚地看出1894年11月21日……有一次屠殺。”
　　英國《泰晤士報》也根據其本國記者的報道和武官的報告，譴責日軍的殘殺暴行說：“日本攻取旅順時，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殺伐，甚為慘傷。又有中兵數群，被其執縛，先用洋槍擊死，然後用刀肢解。……日本士卒行徑殘暴如此，督兵之員不能臨時禁止，恐為終身之玷。”
　　“街道上呈現出一幅可怕景象”
　　英國籍海員詹姆士·艾倫大屠殺期間被困旅順口，幾乎遭日軍殺害，僥幸逃出虎口。輾轉回國後，他寫下了親眼目睹的這場滅絕人性的慘景，摘錄如下：“一大群日本兵圍在水池的四周，將大批難民推入水池。日本兵從四面八方向他們射擊，用刺刀迫使那些掙扎著出來的人退回水池。水上漂滿屍體，池水被鮮血染紅。士兵們大叫大笑，仿佛要以復仇的狂歡吞沒受難者的苦痛聲音。看到那些人在激蕩的水面上掙扎的樣子，實在令人心悸。那些還活著的人竭力想從死屍堆里解脫出來，忽而很快沉下去，但又不時探出頭來，使盡最後一點力氣，在血水裡游動，發出求救和饒命的呼聲。但這些呼喊卻被圍在四周的魔鬼所嘲弄。這些人中間有不少婦女，我看見其中之一舉著幼童，掙扎向前。她高舉小孩，像是向士兵求救似的。當她靠近池邊時，一個惡魔用槍刺把她刺穿。她倒下後，第二下又把小孩劈死，用槍刺將看來才兩歲的小孩的屍體高高挑起。這個婦人站起來，猛力去搶奪小孩，顯然因力盡死去，重新倒入池中。她的屍體被剁成碎塊——實際上凡是他們夠得到的每一個人都被剁成碎塊。他們又把一大群新抓來的受難者趕入池中，直到池裡幾乎不能再容納人為止。”
　　途經一個小店鋪，艾倫看到了另一幅慘狀：“但見地板上鋪滿一地的死屍，當中男也有，女也有，小孩子也有，有的縮做一堆，死在那裡，也有直挺挺死的，有沒頭的，也有開膛破肚的，有的沒了手，有的沒了腳，也有手腳都斬去的，也有斬作兩段的，各種樣子我也一時說不盡，抬頭一看，那櫃臺上的木柵尖上，簽上無數人頭。……再看那櫃臺邊上，還有一個大釘，釘著一個幾個月的孩子，那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多厚，死屍重重疊疊地堆了起來。那零零落落的手、腳、頭，到處都是。”
　　“天已經黑了，……屠殺還在繼續著，絲毫沒有停息的跡象。槍聲、呼喊聲、尖厲的叫聲和呻吟的聲音，到處迴蕩。街道上呈現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著肢体殘缺的屍體，有些小衚衕簡直被死屍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裡人。”
　　“我等睹其情形，慘不可說”
　　除艾倫之外，還有一批西方隨軍新聞記者，如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柯文、《黑白畫報》記者兼畫師威利阿士、美國紐約《世界報》記者克裡爾曼等人，也是旅順大屠殺的親眼目睹者。11月24日，克裡爾曼從旅順發回國內一篇通訊，題目是《日軍殘殺記》：“我親眼看見旅順難民並沒有抗拒日軍，日本人所謂有人從窗口嚮日軍射擊之言，全是謊話。日本人並不想抓俘虜。我見到一人跪於日兵之前，叩頭求命，這個日本兵用槍刺一下將他的頭釘在了地上，然後手起一刀將他的頭砍了下來。有一人縮身於牆角，日兵一隊一陣排槍將其擊碎。有一老人跪於街中，日兵將他斬成了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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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12月20日，美國紐約《世界報》頭版刊登記者克裡爾曼撰寫的長篇通訊，揭露日軍製造旅順大屠殺罪行。（資料圖片）
　　“戰後第三天，天正黎明，我為槍彈之聲驚醒，日人又施屠戮。我出外見一軍官帶一隊日兵追趕著三個人，其中一人手抱一個沒穿衣服的嬰兒，因急於逃命，將嬰兒跌落。一刻鐘後，我見這個嬰兒已死，兩人被槍彈打倒。其第三人即嬰兒之父，失足跌倒，一個日本兵手執槍刺將之抓住。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纏白布紅十字，想救他，但日本兵卻將刀向這個人頸上猛插了三四下，然後揚長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我見一老人立於道上，雙手被縛於背後，又有三人均系背綁，已被用槍射死在旁。見我們過來，日兵一腳將老人踢倒在地，看見這個老人倒地呻吟，兩眼轉睩，這個日本兵又一把扯下老人的衣服，看他胸口流血，就又向他開槍射擊。老人痛極凄嚎，形體瑟縮，日兵非但不垂其憐，反而向老人臉上吐唾沫，還肆意嘲笑他。我等睹其情形，慘不可說。”
　　“長著野蠻筋骨的怪獸”
　　四天時間，旅順大約有2萬多人被殺，使旅順變成了死亡之城、白骨之城。大約有800餘人僥幸逃出虎口。在活著的人中，有八九十人被日本人安排負責掩埋屍體，每人被戴著一頂尖尖的大白帽，上面用日語寫著“此人不可殺戮”的標記。
　　日本軍隊在旅順屠城中的暴行，使西方國家震驚，紛紛予以譴責。國際公法專家、英國人胡蘭德博士看到旅順慘案的報道後，認為“日本軍隊之行為，實在是超出了戰爭常度之外”，玷污了日本國家的“名聲”。美國的報紙尖銳地指責：“日本披著文明的外衣，實際是長著野蠻筋骨的怪獸！”
　　世界輿論的譴責使日本政府害怕了，便編造謊言來辯解。於是，以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的名義，發表《陸奧聲明》。與此同時，各國駐日公使也收到了一份“關於旅順口事件的辯解書”：“外國記者關於旅順口事件的報道是大加誇張渲染以聳人聽聞，實際上，旅順口陷落時，中國士兵看到公開抵抗是無用了，便拋棄他們的軍服，穿上平民衣服，化裝成這個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樣子。……因此，在旅順被殺的人大部分被證實是變了裝的中國士兵。”於是，輿論譴責漸漸平息了下來。
　　然而，“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魯迅語）後來，日諜向野堅一日記的發現，進一步證實了日軍暴行的真相。向野隨日本第二軍第一師團進攻旅順口，他在11月19日的日記中記述：日軍由營城子向旅順進攻時，軍官下達了“見敵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日軍步兵第三聯隊士兵路過民家，見“有士人二”，“遂進去擊殺之，鮮血四濺，溢於庭院”，“師團長（山地元治）見此景……表示今後不許輕易對外泄露”。旅順大屠殺後不久，向野還在一次內部談話中吐露：“在旅順，山地將軍說抓住非戰鬥人員也要殺掉。……山地將軍……下達了……除婦女老幼外全部剪除之命令。旅順實在凄慘又凄慘。旅順口內確實使人有血流成河之感。”
　　向野堅一的日記，不僅證明旅順大屠殺是事實，而且指出了製造這起慘案的下令者是日軍第一師團長山地元治中將。再證以克裡爾曼的通訊，可知這次大屠殺也是為日本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岩大將所同意和批准的。
　　120年後，當我們再次回顧甲午戰爭時，日軍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暴行，是永遠不能被中國人民忘記的！在此也希望日本不要忘記軍國主義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給本國帶來的報應和災難，時時自省，勿重蹈覆轍！（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黨委書記周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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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成山：從甲午之恥到南京之痛
　　2014-07-08 10:52:00
　　參考消息網7月8日報道 前段時間，參考消息報社和新華社解放軍分社組織了一場關於甲午戰爭歷史話題的大討論，連續發表由我國著名軍事專家撰寫的反思甲午戰爭歷史的30篇文章，並結集成書出版，以此種方式紀念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應該說，這是一種對歷史紀念活動的創新，一種對歷史資源的深度發掘與解讀，一種對歷史負責的人文關懷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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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11月6日，日軍攻占金州城後，第一師團長詢問被俘的清軍戰士。(資料圖片)
　　在我看來，歷史是一種厚重的文化。歷史文化是一本教科書，它教會人們從歷史中吸取有價值的東西，明確現代人的正確政策、策略和方法，開拓未來發展的正確途徑。甲午戰爭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正是這樣的一種文化。為了不可忘卻的紀念，人們應當在對歷史的解讀中學習歷史，在反思中傳承歷史文化。
　　民族恥辱史不該忘記
　　從時間的角度來說，甲午戰爭已經過去120年，南京大屠殺距今也已經有77年。如果說，甲午海戰是一場軍恥，那麼，南京大屠殺就是一場國恥。其實，從兩者的內在關聯性來看，軍恥和國恥都是民族的恥辱歷史，軍恥就是國恥，國恥往往也是由於軍恥造成的。
　　隨著時間的消逝，這兩段歷史與我們漸行漸遠，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不懂得曾經的歷史慘痛，不懂得歷史上的國恥和屈辱，不知道居安思危的深刻含義。記得1995年著名導演吳子牛在拍攝電影《南京大屠殺》時，曾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下簡稱“遇難同胞紀念館”）搞開拍儀式，吳子牛要筆者幫他為開拍儀式寫首詩。記得在這首叫《祭》的詩歌中，有這麼幾句話：“祭——為了給血寫的歷史證明，為了30多萬個不屈的冤魂。因為當今日本有人要抹殺這段歷史，因為今天中國也有人忘記了這段歷史。有人胡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有人竟把歷史的血債遺忘殆盡。有些東西可以忘記，但一個民族的血淚史絕不能忘記，歷史的悲劇絕不能重演。”
　　甲午戰爭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就是屬於中華民族不該忘記的血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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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日軍為新兵進行殺人示範。(資料圖片)
　　筆者多次去過位於山東省威海市劉公島的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還曾幾次為該館的陳列展覽獻計獻策。有不少人看了該館和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展覽後，感到很壓抑，喘不過氣來；有的感到當時的中國人很窩囊，很憋氣。作為中國人，究竟該怎麼去看這段歷史，有個角度問題。
　　筆者覺得，歷史的問題應當歷史地去看。從中國幾千年大的歷史背景來看，有強盛，也有衰弱；有高潮期，也有低谷期。德國著名教授迪特爾·森哈斯說，在中國曆史長河中，有兩個“混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一個是20世紀上半葉的“軍閥混戰”。南京大屠殺正是在第二個混亂期中發生的一起由外敵入侵併製造的慘痛悲劇。中國古代有大唐盛世、康乾盛世。但是後來中國落後了，落後了就要挨打。清朝末年，八國聯軍侵華，軍閥割據，鷹也來了，北極熊也來了，中國成了軟弱的羔羊，外國人隨便在中國境內設租界，並將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這就是發生南京大屠殺慘案的歷史大背景。
　　從現代人的角度去理性反思，為什麼近代中國落後？有多種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落後。曾任世界銀行非洲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喀麥隆人丹尼爾·埃通加-曼蓋萊說過一句精辟的話：“文化是制度之母。”先進的文化創造先進制度，落後的文化帶來落後制度。近代中國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缺少文化創新，所以落後挨打。
　　苦難史文化價值巨大
　　那麼，作為現代人，應該如何從文化層面去解讀甲午戰爭與南京大屠殺史呢？
　　首先是悲劇文化。可以明確下這樣一個定論，甲午戰爭與南京大屠殺都是悲劇文化。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文化排斥悲劇文化，喜好歌功頌德、樹碑立傳。問題是悲劇往往更能打動人，給人一種向上的力量。譬如國際上的奧斯威辛、珍珠港、廣島和長崎等都是悲劇文化，人家不僅很重視，而且重視的程度比我們想象的要高得多。例如波蘭，早在1947年就把奧斯威辛、馬伊達內克等5個集中營開闢為國家級博物館，並以國家立法的形式把它們保護起來，至今仍然不變。美國珍珠港的亞利桑那紀念館，直接由美國國家公園管理處管轄，戰後一直是國家出資保護和利用的。
　　其次是人類警示文化。2005年9月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遇難同胞紀念館赴北京在國家博物館辦展時，展覽的主題開始叫“民族的災難”，後來最終改為“人類的浩劫”，至今演變為遇難同胞紀念館基本陳列的用名。筆者認為，甲午戰爭與南京大屠殺，都對人類有普遍的警示意義，人類不應該付諸屠殺、暴力、血腥和恐怖。
　　再次是和平教育文化。不論是甲午戰爭，還是南京大屠殺，歷史永遠翻過了那慘痛的一頁。我們今天展示歷史的目的，不是為了歷史去展示歷史，而是為了現在和將來和平的生存與發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需要有一個和平的環境、和諧的世界，各民族之間應該不要訴諸武力，而應該相互尊重，和平相處。因此，遇難同胞紀念館在設計理念中涵蓋了“歷史·和平”四個字，既充分展示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又把和平作為重要展示內容和建館目的。
　　最後是愛國主義教育的文化。甲午戰爭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教材。它們揭示的道理很淺顯：國家不強，老百姓的生命就沒有保障；國防不強，就可能導致民族的災難。我們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如每年12月13日在南京城拉響防空警報、悼念遇難同胞和南京國際和平集會活動，從1994年在全國率先舉行這一活動，至今已形成獨特的文化活動模式；又如組織了1.46萬名大學生和高中生，對全市520多萬人口中70歲以上的老人，進行梳頭式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普查，讓青少年在參與中接受歷史文化教育等。目前，遇難同胞紀念館已經成為北京中關村中學、西安交通大學、安徽工業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全國100多所中學和大學的教育基地，特別是上海市西中學等上海市的10多所重點高中，均將遇難同胞紀念館列為每年必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甲午戰爭紀念館也一樣，是很多家院校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國家公祭增強歷史認知
　　今年3月30日，習近平主席在德國演講時說：“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它忠實記錄下每一個國家走過的足跡，也給每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提供啟示。”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會對甲午歷史進行殤思，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會於今年2月作出決定，把每年的12月13日作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第一，殤思是為了更好地認知歷史。
　　前幾年，筆者去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國家博物館訪問，詢問該館館長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他說是歷史認知問題，再進一步問及歷史認知表現在何處時，他告訴我們是遇難人數爭論問題。當時我們都感到十分震驚，因為眾所周知，德國人的歷史認知比日本人要好很多，而奧斯威辛集中營國家博物館成立早，歷史保有度好，尚且存在歷史認知問題。在這裡，我要提一提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歷史認知問題。
　　日本人的歷史認知較差，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實。但並非所有的日本人都否定甲午戰爭和南京大屠殺加害行為。在中國研究南京大屠殺方面還是空白的時候，日本有不少人已經出版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如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等，他們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肯定發生過的事。但是，由於日本戰後教育的誤導，日本現在不少人，包括日本政要對南京大屠殺的認知是十分糟糕的。筆者曾經出訪日本，參加了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第四次會議，印象最深的是在席間與兩位日本外務副大臣的對話。其中一位完全站在右翼勢力的立場上固執己見，完全否認南京大屠殺；另一位雖然每年來中國七八次，但從沒有前往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對歷史有很多偏見，不過他表示今後願意來館看看。
　　中國人的理性歷史認知也很重要。實事求是地說，中國人對甲午戰爭和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理性認知也是不夠的，由此產生這樣那樣的偏見和情緒。
　　第二，歷史應當成為理智的啟迪。
　　恩格斯說過：“我們根本沒想到要懷疑或輕視‘歷史的啟示’，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南京大屠殺是一場國恥國難，它留給人們太多的歷史思考和啟迪。試問，如果國家富強，不畏強敵，哪裡會發生南京大屠殺的悲劇？如果軍力強大，禦敵於國門之外，哪裡會有南京大屠殺中的民眾受難？不要輕視和矮化悲劇文化，人們可以從中汲取一種精神力量，這或許會永遠促進我們的文化自省和自覺。正如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所言：“我們不怕死亡，我們怕被遺忘。一個民族怎樣對待歷史，決定一個民族的未來。”我們今天不是為了歷史去研究歷史、思考歷史，更不是為了復仇，而是要吸取歷史的教訓，凝聚民族的力量，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第三，國家公祭具有重要的戰略考量。
　　今年的12月13日，中國將在歷史上首次舉行國家公祭，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12月13日，在近代亞洲的歷史上、在中日關係的歷史上、在中日兩國各自的歷史上，都是一個極具坐標性意義的日子。它要悼念的不僅僅是南京大屠殺慘案中死難的30多萬同胞，也包括甲午戰爭期間遭日本侵略者殺害的所有中國人。它和7月7日、9月3日、9月18日等特殊的日子一道，已經載入了國家史冊，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表明一個國家對歷史的認知趨向成熟。飽嘗侵略痛楚、歷經戰火洗禮的中國人民，更懂得落後就要挨打，也深知今天的和平與安康來之不易、彌足珍貴。
　　血的歷史是無法“迴避”的，歷史更不會因為“沉默”而消失。甲午戰爭屈辱的歷史已經過去120年了，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已經70多年了，我們國家沒有對戰爭中死去的民眾進行過悼念，這或多或少成為一種缺憾。從1994年開始，江蘇省暨南京市社會各界人士在遇難同胞紀念館開始了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但這僅僅是地方性的悼念活動。從今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都要舉行國家公祭，這已經是一項立法決定，成為一種國家意志，是一種戰略考量。在重大事件發生地進行國家公祭，已經成為一項國際慣例，如奧斯威辛、法國諾曼底、美國珍珠港以及9·11恐怖襲擊發生地等。這也是尊重死難者生命價值的體現。我們總是抨擊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我們是否可以通過參加國家公祭悼念死難同胞，來凝聚人民的愛國意識呢？現在我們欣喜地看到，許多有識之士多年來的這一願望將在今年變為現實。（作者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　　（原標題：獨家：日本教科書中的甲午戰爭）